在很多人眼里，这些用 QQ 多过微信，用手机多过电脑的“移动互联网原住民”，是一群打不得骂不得的“玻璃心”——他们的日常是怒怼老板、瞬间辞职，他们叫嚣着对抗 996，热衷于做“整顿职场”的“职场纪委”，也将“躺平”和“摆烂”奉为口头禅。

对于更年轻的一代，人们通常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：要么称赞其为敢玩敢活的“后浪”，要么批评他们是不思进取的“三和大神”——前者带着一种盲目的乐观和谄媚，后者则不得不说有种过来人的“爹味”。

所有人都在试图“定义”年轻人，却没有人能真正“理解”年轻人。

张安定创办的青年志公司，每年都会根据调研发布一份当代年轻人报告，通过观察和分析现代年轻人的观念、行为和习惯，来总结其背后所蕴含的趋势和真相。

在最近的沟通中，张安定告诉极客公园，人们之所以难以理解年轻人的行为和动机，恰恰是因为只将焦点放在了“现象”上，而只有结合对时代背景的剖析，才能真正理解在年轻人表现的“冰山”之下，隐藏的真相。

而这些真相，或许可以用七个关键词来进行总结。以下内容来自这场交流的部分摘要：

01 作为前提的“时代”

后全球化时代，各项红利逐渐消失，“确定性”变得稀缺。此前摸着“欧美”经验过河已经行不通，所有人将面对一个增长停滞、高度不确定的时代。

从九十年代至今，人们身处一个这样的历史进程之中—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，及其产生的全球体系，更重要的是，中国部分地加入了这个体系，并且通过努力获得了足够的回报。

大约五年前，这一进程逐步地开始呈现出问题：人口红利消失，经济增速放缓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，技术幻觉在消失，与此同时，对资本和技术的批判和反思上位，这些都意味着底层结构与秩序的变化。

旧的东西摧枯拉朽般崩塌掉，新的格局正在建立，我们应当重新看待现在与未来。

在今天，把握未来的趋势变得更具挑战性了，因为这一次，我们似乎缺乏足够多的未来参照系。从前在国内创业，多可以参照日本与欧美市场的技术发展路径，以此预估产业的状况，但现在，全球的市场包括政治与文化背景，都正在变得更加复杂。

转折其实在 5、6 年前已经发生，这几年来，从外部看，大国竞争进入新冷战时代 、中美之间冲突，从内部看，经济下行，从追求效率到向追求公平转换，到现在，“风险”大于“机遇”这个趋势已经被大家，尤其是被年轻人看清了。

最近，无论是年轻人，还是企业家群体，应该都能感知到风险大于机遇的氛围。对于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的我们而言，重新理解时代变得格外重要。

机遇和收入减少，间接导致消费主义疲软；社交媒体过度连接，导致年轻人从“早熟”到“幻灭”；再到现在于“绝望”中寻找和真实人生的“连接”，这些是理解当代青年的基础。

要理解年轻人，无法抛开时代背景。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，我们试图重新理解他们。

02“职场纪委”是怎样炼成的？

“00 后整顿职场”是如此普遍，以至于成了一个热议的网络梗。作为前辈的 80 后和 90 后，对敢于怒怼老板、旗帜鲜明地拒绝 996 和“画饼”的 00 后报以羡慕的眼光。

但是，对于“老板”和“管理者”来说，在职场里逐渐成为主力的年轻人又不容忽视，无奈的管理者纷纷感慨，“队伍越来越不好带”。

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？

过去三十年里，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进步主义叙事——跟随时代成长，获取时代红利，实现个体价值。个体通过努力能实现自我价值、甚至实现阶层跃迁——人们对此坚信不疑。

在有愿景的情况下，职场可以是一场共谋的游戏，但如果没有愿景呢？

此前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十余年间，成就了一批互联网公司迅速成长为独角兽，期权激励成就了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的财富神话。2014 年，腾讯发行约 1952 万股新股用于员工奖励，从中获利的员工数达到 4997 名，平均每人可获股权价值达 38 万元；同年，阿里巴巴上市，马云因此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的人，总财富达到 265 亿美元，持有阿里股票的一万多名员工，平均每人可分得 182 万美元；再到 2018 年，小米上市有近三成员工分到期权，约 5500 名员工平均每人可得到近千万元。

但从 2020 年 11 月蚂蚁集团上市停摆开始，互联网公司造富神话逐渐破灭，滴滴上市仅 5 个月即退市、股价腰斩……

80 后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一代，坐拥时代红利，他们跟随组织很可能可以实现理想；90 后的成长伴随着各类财富神话和成功叙事，时代红利的窗口期虽在收窄但仍未结束。而对于 00 后而言，从其迈入职场的那一刻开始，时代红利在衰退，个体能够借助组织成就自身的机会急剧减少。

年轻人们逐渐感到悲观，他们不再相信组织所诉说的“长期主义”；“只要努力就能实现价值”的进步主义叙事，变成了一种幻觉，不确定性带来的虚无与匮乏感笼罩在他们头顶。

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，人首先得保护自己。

年轻人们不再愿意牺牲自我，开始注重个人边界感，要划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，具体表现为拒绝低效内耗、拒绝无脑服从、拒绝洗脑、拒绝权益被侵犯——这些问题一直存在，只是从前被时代红利所掩盖。

可喜的是，谈论人的权益是必要的，这些原本是正常职场应有的状态。

03 今天，消费降级了吗？

在最近大热的书籍《工作、消费主义和新穷人》里，作者齐格蒙特·鲍曼认为，后现代生活工作意义的缺失，最终被消费主义满足替代了。

但是，近年来在豆瓣等社交媒体上，“极简主义生活”、“消费降级”等小组拥有几十万的跟随者，年轻人在其中分享对于消费的抵制和反思，并且互相传授，如何用最低成本拥有更好的生活。

在“工作不能实现梦想”之外，“用工作换钱买买买”这样的消费主义思想，在 00 后身上也不再奏效。

张安定认为，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一个阶段，似乎一切都可以通过消费去解决。无论是个人成就的表达，个人价值的实现，各种解决方案的获取，一切都变成了消费式的存在——只要挣钱，有了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

国外的消费主义崛起时，银行为年轻人大批量地办理信用卡，尽管这超出了年轻人的支付能力。在国内也一样，各种校园贷、消费贷，都（客观上）鼓励年轻人欠债消费。

很多年以来，中国的商业组织穷尽心思制造欲望、掏空年轻人的钱包。在 2016 年左右，国内消费主义曾高度盛行，网红经济以及一系列新消费品牌崛起，海外品牌也变得比以往更容易触达。比如电商平台的首页可能会推送冰岛的雨伞。来自世界、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被带到消费者的眼前。

而自 2018 年开始，经济下行已初露端倪。极简主义、断舍离的讨论出现，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开始流行。年轻人开始反思，自己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消费。

与此同时，疫情加速了消费主义到达顶点。

以国内的新消费品牌为例，如果没有疫情影响，可能至少还有 5-6 年的高速发展期。毕竟经济向好能够满足欲望的持续上升。加之中国此前各个品类做得不好，一有新工艺出来，大家都想去买新的，也无可厚非。

但经济的下滑再加上疫情的冲击，带来了理性消费。

此前埃森哲发布的《2022 中国消费者洞察》，指出在中国，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已经出现了，消费者正在从即时满足转向长期满足，消费时考虑的维度也更加多元了。

一个成熟的消费主义社会具有两点特征：品类充分竞争；消费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有尊严的有限生活应该是个基本面。以前是想要比别人更牛逼的美好生活。

04 鲁迅，YYDS

在 B 站，除了二次元和罗翔，曾经中学课本中必考的“文思革”（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）鲁迅，与虚拟偶像和年轻貌美的明星，成为了青年心目中的“爱豆”。

为什么？单单“闰土”和“猹”这样过气的流行梗，显然不是让大文豪“再次伟大”的流量密码。

既然今天的问题非常有挑战，非常困难，那年轻人如何去处理？

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，他们可以扩大自己的历史尺度，通过回望过去，从过去去吸取力量，以此来理解与面对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。

因为在历史的不同年代里面，也有其他的人面临不同的状况，他们面对和处理的方式，可以在今天拿来作为借鉴。

比如说这次俄乌冲突，年轻人可能没法讨论这件事，但他们会讨论苏联解体、秦朝的政治，讨论很多历史上的问题。因为他们之前的经验里，没有见过这些事，就可以通过回到历史逻辑里面去理解问题从何而来，吸取到一些灵感与启发。

还有很多年轻人在 B 站看鲁迅，通过看鲁迅面临的时代状况，看他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去激发自己和他人，然后从中获得一些力量。

对于更早的文化娱乐内容的重新消费也是一样的逻辑，比如《我爱我家》。年轻人为什么要去看《我爱我家》？因为他们发现在那个时代，表达更自由。那个时代的所有的剧集都可以有批判性地讨论当时的社会问题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好的价值观，他们从这些里面会发现什么才是正常的，应该有的东西。

05 Up 主背后的真实和连接

B 站知名 Up 主巨靠谱的老蒋，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洞察，作为 90 后生人，自己和 80 后的朋友类似，在镜头面前有种天然的紧张和尴尬——毕竟还是文字的一代，相比于露脸拍视频，将逻辑变成文字更令人感到安全。

但 00 后截然不同，作为“移动互联网一代”，他们在镜头面前没有任何心理负担，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。

在豆瓣、B 站、抖音、甚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地年轻人用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种种形式来分享和表达自己。

他们并不是想享受安迪·沃霍尔的“15 分钟”，而是在尝试和真实的世界发生连接。

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其他年龄的人，在面对今天的状况时，都要回到人本身，要去关心所处的真实状况。

这种关心、关怀可以从一些很小的地方去着手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年轻人的一些变化是他们在尝试解决问题。

他们去连接身边的人，身边的世界，把人的基本的善意和尊严的看得很重要。只有当你关心具体的人，理解人的真实面，才会有抵抗各种意识形态的力量。

那些活跃的年轻人在干什么？在书写记录和思考。

比如疫情期间有人就在写方舱日记记录和思考，还有很多蓝领、普通人在小红书、在微博记录真实的生活和思考，在播客里讨论各种社会问题，这些都是行动。

在这一点上，全球的年轻人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全球也在面临转折点。全球的年轻人都在行动。就像很多韩国炒币的年轻人，换一个角度去看，可以理解为在韩国财团统治下其实没有什么上升的社会空间，但他们还是努力想去颠覆财富阶层，想进入到技术或者新领域里面，去把握最后的机会。

面对问题去行动，才能有力量。系统再强大，你该做的事你还得做，这是你的生活。而且，做一切能做的事情，其实会促进整个系统的变革发生。

06 玻璃心

“不可以批评年轻人，明天他们就不来上班了”，某部大热日剧里的一句台词，可能是 60、70 和 80 后对于年轻人“玻璃心”鄙视的“最好说明”。

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美，通常被认为大大咧咧更皮实的欧美年轻人，同样被贴上了“雪花一代”（Generation Snowflake）的标签。

00 后就是抗压能力差的“玻璃心”，这个事情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？

过去的年轻人的自我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你面对外部的时代机会要努力，你要建立一个独特的自我，更早地实现自我价值。

但是，如果你去跟一些心理学家聊，会发现中国人的自我其实非常脆弱。中国年轻人的自我，尤其是 95 后 00 后，他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压迫、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里，而外部的环境又充满竞争与不确定性，所以他们会经常面对高度的挫折。

在一个恶劣的外部环境里长大的年轻人，他们看到的自我，要么是消费主义下构建的自我，要么是一个高度竞争后的自视甚高的自我，一旦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，就会变得高度脆弱。不过一个好的变化是，外部环境变得不确定后，他们对向外证明自我价值，也变得不那么执着了。

他们开始转为向内关爱自我，重新探索自我。在国内的文化语境里，这是长期被忽略的一件事。西方教育背景下成长的人很多都会爱自己，但是中国人不会爱自己，一旦有挫折，就会是个大问题。

所以，在一个转折的不确定的年代里面，尤其要重视从内在滋养与爱护自我。

另一方面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，不仅让年轻人“早熟”，也打乱了他们的“成长周期”。

如果在从前没有社交媒体，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候，所谓的年轻人的“不变”体现在阶段性的生命经验的类似上，也就是按部就班地上学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所谓的什么年纪做什么事。

但在当下，所谓的按部就班已经改变了，因为在社会资源的变化、媒体文化的变化的冲击下，同样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，在成熟度上是有差异的，他们对社会的残酷会有不同的认识。

我们（70 末）刚毕业时，对社会是没有认识的，但今天的大学生毕业时对社会是有认识的，进任何一个公司，就要说我的权益在哪里。这些就是代际之间的不同。

而且现在年轻人很惨的。为什么惨呢？就是以前年轻人不知道很多东西，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保护了。社会给年轻人设了一个很清楚的路径，每个年龄阶段处理每个年龄阶段的问题就行了，按部就班地上学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就行了。每个阶段，其实都是可以借助前辈的经验的。

但现在很多东西都变了，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了。因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一些关键的参数、影响力因素都变了，家庭的、媒体的、学校的、同伴的影响都变了。

比如同伴，从前同伴可能是学校里和住的地方认识的人，今天的同伴可能是十万里之外的一个外国人。这些东西变化之后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是有影响的。

说好听点，是让他们的眼界更开阔，不好听的话就是其实也给他们造成了极大困扰，不同阶段要做的事情交错在一起，可能会让他们在每个成长阶段里都没有处在一个完全准备好的状态，会变得比较混乱。

尤其现在的年轻人，超越了原来的成长路径、社会化路径，更早地面对世界和自我，可能的确更快地成长了，但是自我期待也更高了，而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在过去十年里变得越来越糟糕。

所以在今天，年轻人生存真的很艰难，也更有挑战。

07 做人，做有尊严的普通人

过去几十年，社会的快速发展，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向往成为中产阶级或者企业家，实现自我价值，创造社会价值。

而现在，人们，其实不仅是年轻人，向往成为一个“普通人”。

过去几十年来，中国年轻人的向往从来都是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，比如成为一个企业家，不断创造自我价值、社会价值。

但在今天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，很多人的向往都变成了，想要做一个普通人，好好活着，重新扎根重新安顿自我。

可以说，中国人正在第一次真正面对现代意义上的安身立命，不只是关心车房问题，而是关心在一个后物质主义时代，如果挣钱不再那么容易或者重要，应该如何安顿一个人的尊严？

我们都是普通人，在一个不确定的混乱的时代里面，需要意义，需要故事，需要精神与情感的支撑力量。我们更要明确自己牺牲什么、得到什么，要为自己重新做定位，要在有限的资源下学会应对长期生活的不确定。

我们不应当再进入消费主义的陷阱，应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过得有尊严，到达一种有尊严的有限生活，重新发现生活的美。